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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外交歷史文化基礎研究

               論文欄目:歷史文化論文     更新時間:2020/10/14 11:28:23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和漢學家,日本近代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學者內藤湖南先生認為,沒有中國文化全面而巨大的影響,就不可能有成器的日本文化。他指出:“日本民族在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堿水一樣,日本民族與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至近代為止,在日本全方位地借鑒吸收中華文明的基礎上,漢字、農桑文明、佛教、儒教成為中日文明共同的思想基礎。近代以降,日本成為東方引進西方思想的橋頭堡,馬克思主義成為中日文明的共同思想基礎,人類的徹底解放成為中日共同的目標。無論歷史如何變幻,中日在長期歷史交往中形成的文化紐帶,都是兩國人民友好的堅實基礎。

              一、漢字、稻米與日本古代制度的確立

              文明的標志以文字最為重要,而中國漢字對日本文字制度的形成起到極為深刻影響。中國漢字在公元4至5世紀傳入日本,在此之前日本沒有文字,只有用于交流的語言。然而,在日本文字制度形成之前,卻有關于古代日本歷史的漢字資料。首先,中國史書《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史籍對日本有所記載,這不但留下了珍貴的古代日本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文字資料。其次,日本流傳至今的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成書于公元720年,由于當時日本還未形成自己的文字制度,故通篇采用漢文,編寫體例也參照中國古籍。日本從最初沒有文字到創造出獨有的假名文字與“和漢混合”的文字體系,這個過程是全面引進漢字、學習使用漢字并根據日本原有語言對它消化和再創造的過程。為使外來文化適用于本土,在吸收、消化上日本人民做出了不可盡數、堅忍不拔的努力,按照自己的傳統和需求加以取舍,或做出改變。日本的文字制度于平安時代(794—1192年)得以確立完善。其過程是漢字傳入日本之后,7世紀前后,用漢字標音的萬葉假名得到完善。在此基礎上,采用漢字楷書偏旁造成“片假名”字母,以及用漢字草體造成“平假名”字母。時至近代,為獲取西方文明,中日兩國創制出了一大批表述新概念、新技術的漢字新詞,并在兩國語言中互相滲透,形成一股環流,對豐富和發展現代漢字系統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848年,徐繼畬的著作《瀛寰志略》問世,此套書刊系統地梳理介紹西方國家的地理、科技、歷史文化、社會輿情,大量使用了漢字新詞,如鐵路(railway)、新聞紙(newspaper)、文學(literature)、公司(company)等。日本人在借用吸收中國傳入的漢字新詞的同時,也創制了大量“和制”漢字詞匯,例如“哲學”“形而上學”“進化”等學術用語,便是由西周、井上哲次郎、加藤弘之等人創制。近代以來,日本有過兩次廢除漢字的運動,分別出現在明治維新之后和日本被以美軍為主的盟軍司令部占領之后,但均以失敗告終。當下,日本民眾用獨特的方式捍衛著漢字在日本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在日本,“漢字檢定測試”成為日本人測驗個人文化底蘊的標準之一,每年年末公布的“年度漢字”是全民性的重要儀式。2019年日本的“年度漢字”被定為“令”,該字是日本新年號“令和”中的一字,傾注了日本人民對美好和平的新紀元的向往。中華文明是唯一建立在水稻種植基礎上的古老文明,水稻文明傳入日本之后,對其社會的塑造影響深刻。在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彌生時代,日本將水稻種植引進日本列島,完成了從狩獵采集向以水稻種植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的轉型。近代以來,日本始終是本地區最為西化的國家,然而,迄今為止,日本民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沒有放棄以稻米為根基的傳統。1960年,一部日本原創的兒童文學作品《龍子太郎》榮獲了國際安徒生獎優良獎、第一屆日本講談社兒童文學新人獎等數個重要獎項,受到國際社會和日本國內高度認同。這部作品歌頌了水稻文明以及以種植水稻為生的日本人的集體主義精神。西方學者認為,東亞國家的共同體意識的源頭是稻作文化。在西方的文化觀念中,稻作文化通常與“保守自閉”以及“中央大一統體系”等社會特點密切相關。“保守自閉”被認為源自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而“中央大一統體系”則源自水稻生產所依賴的統一、完善的灌溉系統。日本考古學權威樋口清之先生在《梅干和日本刀》中指出,互助是人類賴以生存之根本觀念,而日本社會尤其注重互助。該特點在江戶時代實施的制裁制度“村八分”中得到印證。在江戶時代,日本的共同體內部成員但凡遇到以下十種情況,必定能受到所在共同體相助。這十種情況是:生育、舉辦成人禮、舉辦婚禮、舉辦葬禮、舉辦法事、生病、遇火災、遇水害、遠行、增建改建房屋。稻米還被日本視為命根子,被融入日本宗教信仰以及皇室祭拜儀式,形成了獨特的水稻文化。由于水稻養育了日本民眾,故而在日本,糧食的“稻子”的發音和生命之本的“命根子”的發音相同。稻米在日本還被奉為農神。日本現有神社10萬多個,其中供奉稻谷神,即稻荷神社數量最多,有4萬多個,占神社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從稻米品種被日本民眾冠以“一見鐘情”“勇往直前”等名稱,足以說明日本民眾將對稻米的情有獨鐘發展到了極致。日本全國每年舉行好吃稻米的評比,日本民眾樂意購買高價的本國稻米,并贊成政府對農民特別是對稻農施行補貼政策。由于水稻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人民勞動生活的中心,所以日本民眾的宗教生活,日本神道的祭祀活動均以水稻為中心展開。神道的“新嘗祭”在每年11月份稻谷收獲季節舉行,最初是人們用新收獲的稻米感謝天神地祗賜予豐收,期盼來年能再迎豐收。后來演化為皇室的正式祭拜禮儀。1948年,日本政府將11月23日定為“勤勞感謝日”,將“新嘗祭”這一傳統民俗作為一個現代節日確定下來。新天皇即位后首次主持的“新嘗祭”因儀式隆重,故稱為“大嘗祭”。“大嘗祭”作為天皇即位時的重要儀式一直延續到21世紀。至此,日本傳統文明的兩大象征——皇室和農桑文化,安居在日本民眾的精神世界里,與21世紀的現代和睦共生。

              二、唐宋以來佛教與儒學的日本化

              唐宋之交,中日之間的交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被日本的學者稱為“唐宋之變”。中日之間文化交往的紐帶首先是佛教。自公元4世紀起至今,中國佛教便是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和增進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和“黃金紐帶”。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經歷了本土化歷程并從中國傳播到了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公元4世紀,佛教從中國傳入朝鮮半島,后又傳入日本。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從印度佛教中完全獨立出來,發展形成了中國本土的佛教各宗派且達到鼎盛,中國成為世界佛教的中心,佛教在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等地廣為傳播、發展,中國佛教由此成為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佛教各宗派的主要淵源。中國本土的佛教禪宗被引進日本之后,起初為統治階級所壟斷,后來在鐮倉時代轉化為服務于普通民眾。院政時期,日本全社會陷入危機,宛若迎來了佛經中闡釋的末法時代,擺脫危機祈求福音的希求成為社會上下各階層的迫切愿望,這為大眾佛教的形成提供了歷史契機。曾經局限于學問僧案頭的概念化的佛教理論,作為全新信仰的理論基礎獲得了現實的生命能力。法然和親鸞毅然斬斷了佛教與國家權力間的腐朽紐帶,表現出只專注于救贖民眾靈魂的態度。一鼓作氣地將舊佛教推向新時代的是日蓮的法華宗。日蓮宣揚末法時代除了《法華經》是唯一獲得救贖的途徑,只要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便可成佛。法然(源空)高舉大眾佛教旗幟,“專修念佛”,打破了階級差別并成為萬眾平等的福音。法然因此開創了新宗派“凈土宗”,通過口稱阿彌陀佛之名獲得往生,為沒有建寺造佛財力的“貧窮困乏之類”以及缺少閑暇修學的“愚鈍下智”之人開辟了一條往生之道。日本僧侶榮西入宋學禪,于1191年回國,帶回了臨濟宗。他結合本國原有的佛教,加之自己多年的參禪心得,形成了有別于中國的日本禪宗,與凈土宗、日蓮宗等土著佛教宗派,并稱為“鐮倉新佛教”。在文化交流中,日本僧侶入宋尤其引人注目。其中,成尋法師冒險渡海入宋,在入五臺山巡禮期間受到宋廷禮遇,并派弟子充當兩國信使,使宋日關系迎來了新的轉機,兩國間的官方交流增多。成尋法師巡訪中國期間所著《參天臺五臺山記》,內容豐富廣泛,史料價值極高,堪與九世紀入唐的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相媲美。成尋法師85歲高齡的母親所著和歌集《成尋阿阇梨母集》成書于平安晚期,該詩集既是中日佛學交流的紀錄,同時作為日本文化遺產,在日本的日記文學和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儒教是僅次于佛教的中日文化交往紐帶。與宋朝確立重文輕武治國方略相反,這一時期日本形成了武士社會,逐漸架空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政府。天皇這一稱號從7世紀起出現在日本歷史上。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度已經存在1000余年。至少在形式上,天皇處于政治體制中心的結構迄今依然,但天皇在國家統治機器中的地位和作用則經歷巨變。天皇在政治過程中的影響力可以分為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力。直至現代,天皇的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力時分時合,從時間上看,兩者的分離長于統一。天皇的權威和權力的統一,最初約在7世紀中葉大化改新之后。至幕府時期,天皇的權威仍對權力的合法性起到保障作用,但實際權力已經轉移至封建軍事貴族手中,權威和權力在形式上出現分離。然而,權威和權力的體現者即天皇和幕府之間并不處于對抗關系。19世紀中葉,經明治維新確立的近代天皇制之后,天皇的權威和權力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得到統一。日本戰敗后,天皇的權威和權力再次分離,天皇的權威對權力的合法性起到保障作用。因此,現行日本國憲法規定,內閣總理大臣的人選由國會提名,由天皇任命。日本的平安時代是政治實權從貴族階層逐漸向武士政治交替的時代。恒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遷至京都之后的894年,日本廢除了遣唐使制度,斷絕了與唐宋的官方往來,進入鎖國狀態。平安末期,源賴朝武士集團在鐮倉建立幕府成為實權者,并在日本歷史上確立了武士階層的統治地位。1192年,源賴朝(1147—1199年)當上鐮倉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將軍”,開啟了“公武并存”的二元政治模式。初創時期,公武雙方力量相對比較均衡,以天皇為代表的公家力量經“承久之亂”的打擊走向衰落,但總體實力仍然不可小覷。進入室町時代后,武家雖在實力上完全壓倒了公家,以守護領國制為基礎的政治架構極大地增強了地方相對于中央的獨立性。而1467年爆發的“應仁之亂”更是將國家帶入了列國紛爭,群雄并起的戰國時代。豐臣秀吉雖然掌握了對全國260余個地方大名的實際控制權,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打破室町時期地方與中央實力均衡的局面的顯然是德川幕府。1790年(寬正二年),專職培養幕臣、藩士及武士子弟學習儒學的昌平坂學問所(1690—1871)成為幕府官學,以此為標志,朱子學正式成為日本官方學術。對于朝廷施政圭臬的儒家思想,武士集團不僅未表現絲毫敵意,還積極吸收,尤其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到宋代,受到佛教影響的中國哲學理論朱子學于14世紀前后,作為禪宗文化的一部分傳入日本。朱子學一度是主張儒、佛、道三教一致的臨濟禪的研究對象,最終成為日本統治階級將儒教道德樹立為封建社會秩序的基礎。江戶時代的所有的人際關系都通過上尊下卑來確立秩序,而朱子學的道德是將這種社會關系合法化的意識形態。隨著儒學在江戶時代的繁榮發展,“經世濟學”的學說開始盛行。“經國濟民”以及“治理國家和救民于疾苦”等思想直到20世紀一直影響著日本的思想家。有觀點認為,日本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對于以共同體為中心的政治經濟理論有天然的親近感,不太容易接受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學術有儒學傳統。無論是以9日兩國建交之后,中共與日共兩黨之間的關系依然沒有改善。1998年7月19日至23日,應中共方面的邀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不破哲三為團長、總書記志位和夫為副團長的日共代表團訪華,兩黨領導人在時隔20年之后終于再一次聚首。不破哲三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們的分裂對于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很嚴重的后果,本來是朋友、親人、同志,結果卻成為陌路人,甚至是敵人,我們對這段歷史是刻骨銘心。”生活在受日本軍國主義壓迫的時代激流中的中日兩國普通民眾,國籍雖然不同,但思想是高度統一的。在20世紀中日戰爭之極端狀態下,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運動中,有良知的、勇敢的日本各界人士與中國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共同推進反戰反帝運動。他們的身份是多樣的,采取的斗爭方式也是多樣的,但在不惜犧牲個人安危,以生命捍衛信念這一點上他們是高度一致的。事實上,參與到20世紀中國革命事業中來的日本民眾數量多達數萬,還有不少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軍隊對這些日籍老戰士的貢獻多次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2015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向日本人小林寬澄在內的曾幫助和支持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及其遺屬頒發紀念章。魯迅先生于1926年撰寫的散文《藤野先生》問世已近一個世紀,隨著該文的廣為閱讀,魯迅先生筆下的藤野先生,作為高尚的日本人的形象深刻地烙在中日兩國民眾的心中。藤野先生當年特別關照在仙臺醫專學習的魯迅先生,究其緣由在與魯迅分別數十年后先生加以披露:“作為學習了漢文的人,就應尊敬中國的先賢,不應把來自漢文故里中國的人們視為異己……我在少年時代時,曾經跟福井藩校畢業的野坂先生學習過漢文,我很尊敬中國的先賢,同時也認為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這大概就是我讓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吧。”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全面侵華。由于日軍大量購買藥品,致使日本國內藥價高漲。在得知藤野先生的兩個診所囤有不少藥后,便有藥商來高價求購,并說明是前線軍隊需要,意義重大。雖然需要錢,藤野先生卻推說當地村民需要藥物而堅決不賣。藥商走后,藤野先生把兩個兒子叫到身邊,對他們說:“你們記著,中國,乃是將文化交給日本的先生。”日本巖波書店創始人巖波茂雄先生亦是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高尚的人。1937年,日本向中國全面宣戰,先生便決意以創刊巖波新書的方式抵抗日益猖獗的軍國主義思潮,與獨斷專行、破壞中日友好的日本軍部進行抗爭。1938年,巖波新書在日本創刊,將《奉天三十年》作為創刊的首部作品,以期讓日本讀者實事求是地了解中國。1949年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布景設計,兩位日本籍解放軍畫家小野澤和茂森的設計作品最終被選用。在天安門城樓10根紅柱中間掛起的8盞大紅宮燈,便是他們設計的作品。茂森在1949年9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周總理提出毛主席畫像也要改,我趕緊準備顏料,我們三個人又匆忙返回天安門。我借著昏暗的燈光給毛主席畫像布上顏料。”開國大典當日,他們在國賓席上參加了整個開國大典。任務完成后,兩人沉浸在幸福和驕傲之中久久難以平復。幸福和驕傲的背后是他們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視為偉大的人類解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毫不猶豫地加入其中。中日兩大文明,是盛開在亞洲大地的兩朵燦爛的文明之花。數千年來,兩大文明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兩地民眾因此結下了深厚學恩,建立起朋友、親人和知己關系。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批批先賢前赴后繼,譜寫出了中日友好的壯麗篇章,掀起一輪輪中日友好交往的高潮。他們的鍥而不舍,是中日友好事業的堅定基石,他們的錚骨丹心,是鼓舞后人們繼續前行的不滅明燈。

              作者:謝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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